知识分子与咖啡馆文化 精品咖啡文化常识

　　虽未享用店内招牌的饮品，公啡咖啡馆依然因为鲁迅的多次踏足而名声大振。公啡就坐落于当时上海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，内山书店的对面，它一定不是上海开得最早的咖啡馆，也未必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咖啡馆，但却因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后人口中“那个年代最有名的咖啡馆”。

　　鲁迅先生在《革命咖啡馆》中曾写过：“遥想洋楼高耸，前临阔街，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的名人，或则高谈，或则沉思，前面是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，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。”但鲁迅本人是不喝咖啡的，他独喝绿茶，所以“这样的咖啡店里，我没有上去过”。

　　但在《革命咖啡馆》成文后一年，鲁迅还是去了离他当时上海的住所很近的公啡咖啡馆，为的是出席筹备左联的聚会。他仍然不喝咖啡，只要一杯绿茶，之后每次去，依然是只要一杯绿茶。老作家魏猛克回忆说，在“咖啡或茶”方面，鲁迅先生不沾一点西洋习气，别人都要咖啡，唯独他要茶，有时候夏衍就陪着他喝茶。虽未享用店内招牌的饮品，公啡咖啡馆依然因为鲁迅的多次踏足而名声大振。公啡就坐落于当时上海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，内山书店的对面，它一定不是上海开得最早的咖啡馆，也未必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咖啡馆，但却因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后人口中“那个年代最有名的咖啡馆”。

　　杨纤如回忆说：“30年代阳翰笙同志常带我们去参加左联作家的活动，就在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馆。这是一个外国人开的咖啡店，是以巡捕房包打听就不太注意，比较安全。”1934年，萧军、萧红带着小说手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，先到内山书店见鲁迅，再由鲁迅带去公啡聊天。无独有偶，周扬的夫人也回忆说，曾让周扬在公啡等着，自己先去内山书店找鲁迅，然后3人再一起在公啡二楼的小包房里喝咖啡喝茶长谈。可见当时的文学青年要见到鲁迅，必经路线就是内山书店——公啡咖啡馆。

　　在日本，咖啡馆同样是凭借着文化运动先在知识分子中流行起来，再普及到一般民众中间。1888年4月13日，日本第一家咖啡馆在东京上野西黑门町二番地开张(另一说，日本最早的咖啡馆是1886年在东京日本桥开张的“洗愁亭”)，店主人郑永庆还与中国有着一番特殊的渊源。他是郑成功胞弟田川七左卫门后裔郑永宁的养子，1859年出生在长崎，曾留学美国耶鲁大学，精通中、英、法、日四国语言。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，郑永庆追求的是把咖啡当做一种文人的精神加以推广。他以当时日本文人能接受的茶馆为招牌，给自己的咖啡馆取名“可否茶馆”，在里面卖西方人的咖啡。而“可否”本身的日文发音就与“咖啡”近似，后来甚至成为日文中“咖啡”的某种固定译法。作为一种文化人率先喜欢上的饮料，咖啡在当时一下子拥有了很多文绉绉的译名，除了“可否”，还有“可非”、“骨非”、“骨喜”、“加喜”等。也有人给其起名叫“唐茶”、“香汤”之类的。郑永庆也顺应此种潮流，在自家咖啡店里放上了东洋西洋各种书籍报刊，甚至于文房四宝，总之力求把书香和咖啡香融于一体。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上咖啡馆，同样也有很多有趣的癖好，比如有些人会把艺伎带入咖啡馆伴读，也有人就跟鲁迅先生一样，虽频频现身于咖啡馆，却从来不喝一杯咖啡。因为在当时人看来，重要的是端坐在咖啡馆的高背座椅前，桌上摊开着一本当时流行的文学刊物，喝咖啡也好绿茶也好甚至白开水也好，都已经无所谓了。

　　郑永庆的“可否茶馆”终因格调太高，经营不善，连年赤字，在开张了4年后悄然倒闭。但“可否茶馆”掀起的咖啡文化热却让后继者不断涌现。1890年，东京浅草的“宝石咖啡店”正式开张。1909年，日本第一代巴西移民水野龙的“老圣保罗咖啡馆”(Café Paulista)则从巴西拉到了免费的咖啡豆赞助，从而在日本全国都开设了连锁店。东京的那一间分店创业于1911年，如今仍矗立在银座八丁目博品馆玩具店对面。当时轰动一时的这间咖啡店的广告语是“黑如鬼，甜如恋，热如地狱的烫咖啡”，且此处咖啡价廉物美，一杯才5分钱，再加5分钱，还可得一甜甜圈。所以吸引了很多当时的年轻文人和附近庆应大学的大学生在此驻足。据说当时“世界语普及会”的秋田雨雀，经常只买一杯咖啡，却要占10个座位，每周都在这里举行研究会，被誉为抠门典范。

　　刚开业时的“老圣保罗咖啡馆”，二楼设有女宾部。1911年，由平冢雷鸟创立的女性杂志《青鞜》就常在女宾部开编辑会议，一群时髦的名女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，一坐就是一个下午。《青鞜》一名来自英国18世纪的“蓝袜子派”(Bluestockings)女文人，蓝袜子亦在后来成为日本新女性象征。虽然今天的“老圣保罗咖啡馆”已经取消了女宾部，但是穿蓝袜子的女客人仍然受到特别的尊贵待遇，咖啡钱可以免去。也曾听闻，有一次列侬和小野洋子在银座逗留，连续3个晚上都来此处点当店招牌的Paulista Old来喝。这种综合咖啡从创业开始至今一直在菜单上，小野洋子可算是新新新女性，不知道当时她有没有穿蓝袜子去那里呢。